• 大学里的是与非

    在大学校园里,对真理和智慧的探究,在功利性的目标前变得卑微。
    教育是一副重担。据统计,中国一半以上人口的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,而普通大学学费和基本生活费每年至少得1万,也就是说,占中国人口50%的家庭没有能力负担孩子上大学的费用。
    如学者李公明先生所言,一种统治着校园的官场文化,使教育和学术成为官场文化的婢女。一位跨出校门的大学生说:“我曾经给母校下了个结论:这所大学就是这个省官僚体系的缩影。学校机关如省府,院系如地市,学生如草民。至于辅导员,算是乡镇长。”
    在行政化、衙门化、官场化的学校体制下,晋级的门敞开着,爬进去就有博导、院长、项目、资金。你自成一体,俨然一个部落王国的酋长,文章有人替你写,杂事有人干,开会评审,游山玩水。
    一些高校成为文凭发放站,成批出产标准的不合格产品——学士、硕士、博士以及教授、博导。在新星出版社2010年6月的招聘面试中,北京一名从本科读到研究生的当代文学硕士,既不知道《花间集》的时代背景,不能说出温庭筠之外的第二人,也不知道老鬼和《血色黄昏》,不知道汉学家马悦然。她能把《奥德赛》的故事按在《伊里亚特》头上。如果只看她们的简历,你会以为碰到了中国非常优秀的学生。
    教育工厂每年出产600万毕业生,本为延缓就业压力而实行的缓兵之计——扩招,制造了巨大的教育泡沫,置师资和需求于不顾的高等教育大跃进,促使院校攀比式升级。教育GDP主义成为一种祸害。
    一个无爱的教育体制,可以摧毁教师和学生的人格,阉割一代又一代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,其成果可能就是制造成批的考试机器和文凭持有者。
    上海松江中学生韩寒是个特例。在上世纪末期,他以叛逆小说《三重门》步入文坛,成为教育制度的讥讽者。也有人有多种勇敢决绝的尝试,有识之士兴办孟母学堂之类的国学班,希望从幼儿抓起,把人性教育理念输入新一代。北大教授贺卫方叫板研究生报送制度,清华美院教授陈丹青逼宫硕士报考制度,均徒劳无功。
    南方科技大学自主招生自发文凭的举动表明,人们唾弃没有革新能力的应试教育,决心另起炉灶。

    《新周刊》